大明惊变 第44节（第1 / 5页）

朱骥道：“我当然不会怀疑杨铭是内应。我是说，正因为太上皇曾舍身相护，杨铭才格外忠心于太上皇。太上皇复辟，对杨铭当然是有利的。从这点上来说，杨铭跟蒙古人有一致的目标和利益。玉珠事件后，官府追捕搜索甚严，蒯匠官又中风失忆——对了，我得多说一句，这是个极妙的主意——蒙古人也许是想利用杨铭在锦衣卫做官的便利，打听一些案子内幕，好提前应付。”

杨埙登时眼前一亮，道：“朱兄是说，蒙古人在玉珠一案后，曾主动联络杨铭，他由此才发现了重大线索？这倒是极有可能。嗯，一定是这样，杨铭一定是从蒙古人那里发现了关于内应的重大线索。”

杨铭并没有立即将蒙古人意图营救太上皇一事上报，倒不是他顾念同族之情，而是因为事情牵涉到太上皇，一旦事泄，明景帝必以铁腕手段对付太上皇。既然蒙古人深知杨铭对太上皇的忠心，杀死他灭口的可能性便不大，而最有可能下毒手的，便是那主谋内应了。

或许内应不愿意事成前泄露身份。或许他不想冒一点风险——即使杨铭感激太上皇救命之恩，可景帝朱祁钰也是名正言顺接受臣民拥戴即位的皇帝，杨铭做着本朝景帝的官，若与蒙古人勾结拥护太上皇复辟，即便有一千个理由，但一条“谋逆”的罪名，便足以令他无颜存世。这一点迟疑即便微不足道，很可能导致杨铭向朝廷告发。而杨铭先后急着找朱骥、杨埙，愈发证明这种可能性很大，是以内应抢在杨铭说出线索前，将其杀死灭口。

那么主谋内应到底是谁呢？

杨埙摇了摇头，道：“我没事，没中毒。只是想到前晚我遇到杨铭时，他人还是好好的，而今……”又吐了两口黄水。

朱骥道：“要不杨兄先回去。我得留在这里等仵作。杨铭虽然死了，他身上应该还有许多线索。”

杨埙道：“我也留下来。”极是懊悔，道：“要不是我前晚喝醉了酒，杨铭将线索告诉了我，也许早就抓到了那些蒙古人，他也不会死。”

朱骥道：“这不怪杨兄，不过是机缘巧合罢了。”

杨铭明确问过袁彬是谁在管蒯玉珠的案子，那么他发现的重大线索一定是跟玉珠有关了。朱骥之前只是派杨铭携带强盗画像到金桂楼例行询问，看有无证人，他到底是如何找到了重大线索呢？

中国工匠自古位轻，多不扬名。就算蒙古人知道蒯祥是紫禁城的设计者，但南内独处一隅，跟皇宫并非一体，且建于宣德年间，不是真正了解明宫内幕的人，不会知道蒯祥是那片建筑的主建筑师。

再从杨铭死前行踪来看，他称发现了重大线索，先找顶头上司朱骥，后来又只找杨埙，无论如何都不肯对曾患难与共的袁彬透露半点口风，表明事关重大，多半涉及位高权重之人。而这个人，正是蒙古人的内应。想出凭借南内图纸秘密进入南内营救太上皇计划的，是这个人。指点蒙古人藏身北城二条胡同一带的，也是这个人。他是这次计划的核心主谋，蒙古可汗也先出人出力，但也只是为这个人跑腿而已。

朱骥也赞同杨埙的推测，道：“这个内应一定能从太上皇复位得到最大好处，会是谁呢？”

一朝天子一朝臣，当今重臣要么是明景帝所信任的，要么是明景帝所提拔的，而正统旧臣绝大多数都死在了土木堡之变中。也就是说，朝中文武大臣都是得益者，一旦太上皇复辟，反倒有失宠丢官的危险。

如果太上皇复位成功，得利最大者自然是朱祁镇父子，朱祁镇重新当上皇帝，朱见深则又成为太子。但朱祁镇被关在南内，与外界不通气息，朱见深还是个小孩子，父子二人均不成气候，不可能在明景帝眼皮底下策划复辟之事。

朱骥苦思一番，也没有任何结果，便道：“杨兄，你才智远在我之上，你好好想想看，有没有什么线索是我们遗漏了的？”

杨埙道：“玉珠就像我妹妹，我发誓要竭尽全力救她出来。这件案子我日思夜想，所有经过情形在我脑子里盘桓了不下千百回，自觉没有任何遗漏。那日我抱着侥幸心理去找算命先生仝寅，受他一语启发，这才回味过来，其实阮浪才是最重要的线索。于是我去了南内，设法探到歹人是蒙古人的消息，但还来不及着手处置，便遇到孙老过世。唉，我……我实不该贪杯醉酒，而今误了大事……”

朱骥劝道：“事情都过去了，后悔也是无用。不过杨兄刚才一番话提醒了我，最明显的线索反而最容易被人忽略。”

杨铭本是蒙古人，太上皇北狩期间曾充任朱祁镇与蒙古达官贵人之间的翻译，想来跟蒙古上上下下也混得极熟。蒙古现任可汗也先派了精干人手到北京，欲营救太上皇朱祁镇并助其复辟，势必需要内应。而杨铭既是朱祁镇心腹，又一度充当过明蒙的中间人角色，蒙古人会不会主动跟他联系？

杨埙听了朱骥分析，沉吟道：“确实，也先手下来到北京，人生地不熟，图谋的又不是小事，需要有内应从旁协助。但这个内应一定不是杨铭。他为人忠厚，胸无城府，喜怒均写在脸上，本来就不是合适的内应人选，也想不出从蒯老爷子手里索取南内地图的主意。加上他只是锦衣卫百户，无法接近南内太上皇。另外，蒙古人早就知杨铭对大明忠心耿耿，当年喜宁还要将他五马分尸。若不是太上皇用自己的身体扑上去遮挡，他人早就被碎尸了。”